为了完成“查处任务”，江苏南京一派出所副所长竟“设计”圈套，诱导6名未成年人吸毒。
4月25日，新京报核实获悉，南京一派出所副所长马某为完成查处任务，找到社会人员徐某提供涉毒线索，徐某通过他人召集6名未成年人后，马某将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交给徐某，徐某等人将电子烟交由6名未成年人吸食，随后联系马某将6名未成年人查获。
警察，本应是毒品的打击者，却成了毒品的“投喂”者；孩子，本该被格外呵护，却因懵懂好骗成了被加害的对象；违禁品，本应被严格管制，却成了设计“犯罪”剧本的道具。
这个事件之所以让公众反应强烈、脊背发凉，在于本应是公平正义守护者的执法者，用击碎底线的方式极其恶劣地毒害未成年人，其目的仅仅是为了堆砌自己的“成绩单”上几个冰冷的数字。作为公职人员，政绩观偏离到了人性扭曲的地步，老百姓的安全感、信任感又从何而来？
这样的事件，虽然极端，近些年来却也并非孤例。
2017年，就有媒体报道过黑龙江齐齐哈尔农垦公安分局局长李某暗示民警找人冒充吸毒人员完成指标，编造吸毒案件26件，而如此荒唐的行为，动机仅仅是因为“查获吸毒人员少，在黑龙江垦区公安系统排名靠后，多次受到领导批评”。不久前，河南舞阳县被曝光招商引资工作数据注水，实际到账1亿多元，却上报为78亿元。由此可见，无论是公共治安还是地方建设，一旦陷入“唯数字论”的形式主义中，将个人“政绩”凌驾于人民利益之上，就必然会把路走偏，其严重后果不仅仅是劳民伤财，甚至可能是违法犯罪。
有人说，是考核指挥棒出了问题。硬性指标“一刀切”，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看似“科学”“可视”，实际加重了基层负担。若马某没有“查处任务”的压力，也不至于大费周章，行此荒唐之事。
这样的观点确实有一定的道理。数字是“死”的，但具体工作是复杂多变的。一个地方的毒品治理效果如何，不在于破获了多少案件，而在于人民群众是否免受毒品的侵害。一个地方招商引资的成效如何，不在于签了多少亿元的协议，而在于当地的经济是否真正有企业带动、群众是否有充足的就业机会。为了实现科学考核、有效激励的目标，我们要善用量化工具，同时也要警惕“技术依赖论”“唯数字论”，切不可将冷冰冰的数字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尺。
考核指挥棒必须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不断优化。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马某之流为了所谓的“完成任务”，欺骗他人吸毒的恶行，绝对不能拿“KPI”作为挡箭牌。
作为公民，守法是行为的底线，作为公职人员，为人民服务是根本使命。对法律的敬畏、对道德的崇尚、对人民的关爱，这些“人之为人”的原则，这些“不负人民”的初心，贯穿于我们的生活中，存乎于每一个公职人员的一举一动之间。再精妙复杂的考核体系也无法将其量化，同样，再紧迫的考核压力，也不能成为损害人民群众利益、逾越法律边界的理由。
无论何时，心中装着人民，手中才会握有真理，脚步走在人间正道上，才会有宽阔的未来。
原标题：《欺骗未成年人吸毒，能否只怪K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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